Archive for July, 2010
公私分明之世界杯
Thursday, July 15th, 2010- 南非。落后。发展。
关于南非世界杯的负面新闻在开赛之前便目不暇接。从治安到环境甚至到应召女郎和安全套的大量进入,甚至当我欢喜于开幕式的斑斓色彩时,也有人抨击着“三流歌手”云集的开幕式。──这种“三流”显然是在对应着“国际巨星”的。请原谅我想得太多了。不过当有人因为被吵到从呜呜祖拉说到“愚昧”与文明的时候,我想我想得并不是太多。── 当然也有人认为它比大多数的解说员都好。
还有人把参赛国的GDP值做了一个列表。嗯,说明了什么呢?
有些词语就在那里,一不小心你就“时代精神”了
- 朝鲜。唯意志论。意识形态。
朝鲜一战仅输巴西一球,众人皆惊。有人讥之为“为奴隶主战斗”,又说其国内报道颠倒胜负。我说,麻烦给个出处。数日后此人说,当时我就知道你心态不平衡。
我一向以为体育是最好不要跟政治扯上关系的,更何况民主制度也没办法保证不输球──不过臆想民主这样“最不恶”的制度倒是暗合了防守反击的意图。不过真有人去翻了葡萄牙宪章,冷笑着给众人看这个“赤旗招展的世界”。这下,某些人可以闭嘴了吧。
后两场朝鲜队皆失利,有趣的是大家因此纷纷抨击唯意志论。不切实际的战术,不够务实的打法。务实务实,搞得我以为自己是在看某年的新华社社论。在一个后意识形态的时代,在一个改革的时代,务实无疑是一个正确的词汇。
某位好友的签名档曾经是:祝大家以后看球,场场都是防守反击。
- 裁判。科学。平等。
越位与否,进球与否,手球与否。总之裁判再次成为焦点。墨西哥媒体的愤怒我可以理解,英国媒体的愤怒我可以理解,我就是不太明白天朝媒体也那么愤怒干嘛。
布拉特的道歉除了强调科技尚不发达之外,聪明的搬出了“平等“。他说,希望足球是一个可以到处进行的运动,而不仅仅是在高科技的体育馆。
其实我还是更喜欢“错误是足球的一个部分”这种论调。
记得英语课某次搞辩论赛,在讨论到安乐死问题的时候,一个我方辩友反覆的问,那你是否承认人有犯错误的权力?
人权-自由。谁能说没有呢?
不过布拉特最近又回到了“拥抱不完美”论调。有意思的是,天朝记者有这样一句评论:
布拉特的这番言论无疑又为这项足球改革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改革。基于“科学”(技术性,准确性,无误差性)的改革依然具有着不言自明的正当性。
还有更多的“黑幕报导”,可惜大家认为黑幕的阿根廷早就出局了~
再说,黑幕有啥好玩的,反正人心不古都不古了好多好多年了。还是看看他们说什么更有意思。
- 伪球迷。女球迷。
有一套“女球迷测试题”,实在是,哈哈,太好笑了:
1阿根廷主教练叫什么?
A:猪拉多纳 B:牛拉多纳 C:马拉多纳 D:羊拉多纳
2以下哪个是葡萄牙球星?
A:A罗 B:B罗 C:C罗 D:D罗
3以下哪个是阿根廷球星?
A:梅东 B:梅南 C:梅西 D:梅北
……
作为一个有趣比正确更重要的拥护者,我十分喜欢这一套测试题。我并不十分在意这是不是性别歧视(有几道题我只能选出正确答案却要偷偷说一句,啊,原来他是那个队的啊~),我只是好奇,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需要鉴别的“女球迷”?
97年我开始买足球报的时候,曾经被人慷慨的借给我一本86年世界杯的书,说,女生看球很难得~
现在呢?开赛之处很多mm在未名上问,如何速成一个球迷?
就算是出于追男的要求,以前的mm就不靠足球追男生么?或者现在真的是剩女多一些了?
总之即使是在文艺青年聚集地豆瓣,也每天有世界杯相关内容。让我想起了农运时代的武汉:
除武阳、夏不计外,彼六十六县,便完全成了农会的世界,或是党的世界。彼未学稼或不在党的人们,在这个世界,遂感觉无地自容了。
这个叫啥?我相信传播学家们是有着研究的。
嗯,还是说说自己的世界杯吧。
────我是不正经伸胳膊伸腿儿的分界线────
不需要戴耳机的世界杯,首先是喝酒!
从淘汰赛开始搜集,搜集了这么多果汁酒瓶瓶~
然后,因为熬夜的肚子饿,还去打扰了麦当劳爷爷,得到了大力神杯~
某次还泡面吃,并因此学习了马亲王的《留学生七种武器之泡面》,嗯,祥瑞预免~
不过就消除瞌睡而言,最好还是嗑瓜子~ 因此动作比较精细复杂,有助于头脑保持清醒。。
在一个月的睡眠不足中,我印象最深的也就两场球了。
一场是阿根廷被踢出去。那个,我很喜欢马拉多纳啊~
一场是加纳被踢出去。阿尤那个小伙子,我本来还想再看一次呢~
看到迷迭说,下一届世界杯,我们都奔三了。
贼他娘的!真是想不到那时候是什么样子啊!
不完全阅读之张爱玲
Sunday, July 11th, 2010从一本短篇小说集开始阅读张爱玲,始终也没有太喜欢。主要是在我喜欢上她之前就发现了其大红──而我又偏有反骨,恶读旁人之皆读。── 这样的书,一读便会平添许多闲气,譬如偶然读过《小团圆》。喜欢她的人往往会学得一脸透彻,殊不知这种透彻倒会让我想到亦舒信徒;不喜欢的人则不惮于溯自早年去寻找其“性格缺陷“。其实所谓“性格缺陷”,无非是说一个女人喜欢上了胡兰成这样的男人偏还没能终老只好在美国苦渡余生,我倒不明白这有什么“缺陷”好找。君不见某些“清明聪慧的女子”,算尽机关“经营”来“经营”去,也不过赔了夫人又折兵。
── 以上,是谓闲气。敬请忽略。
《秧歌》和《赤地之恋》两本书,都是张爱玲1954年在香港所作。《秧歌》(Gdoc有全文,嗯。)一书专写土改,《赤地之恋》则从土改写到三反五反,再写到抗美援朝。前者简练干净,胡适评之为专写“饿“一字;后者则写到其擅长的儿女情事,加之框架复杂,── 所以以下主要写《秧歌》,间及《赤地之恋》。
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运动转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实际上此前,东北已经开始了对敌伪人员土地占有的清算。当年7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关于东北形势与任务决议》,决定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改。
关于1946-1947年的东北土改,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其中大部分内容实际都是在写“阶级”── 阶级的觉醒,阶级的发动,其中同时而来的还有各种新颖的词汇:“剥削”,“斗争”。
── 一位参加了山西土改的美国的杜威主义者曾经写到村妇们认为一个女人使唤其“相好的“帮她做事就算是“剥削”,这样的事大约并不罕见。现在的研究者多以为阶级情感尚需“发动”,也是值得怀疑的。不过我倒是认为这把各种感情都看作“自然“,也未必近真。如果“恋爱”都要谈,阶级情又怎么会自然而然的发生呢?总之都是建构罢 ── 但《暴风骤雨》一书所写到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却已经令人心惊了。
2007年是《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六十周年,央视”电影传奇”中曾经播出了“风雨元宝屯”(《暴风骤雨》的原型村庄);另外还有一部名为“暴风骤雨”的纪录片(未公映),做了大量元宝屯老村民的口述,讲述的则是现在我们基本接受的另一种土改:流氓无产者,并不太坏与并不太富的地主,暴力,斗争。
实际上1947年东北土改中的“左倾”很快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此后华北地区的土改中,小地主的过关则相对容易(根据课堂某同学的口述)。但阶级情绪一旦发动,控制并不那么容易。尤其到了1950年,受到韩战,镇反等因素的影响,中共中央的土改方针又开始强调“放手“。杨奎松老师曾有专文论及土改,可参见。
张爱玲在《秧歌》中,巧妙的写到了两个非乡村人士的进入。一个是在上海做帮佣的月香,因为上海人也羡慕其家里分到了田地而决定辞工回家。一个是上海文联下派的电影编导顾冈,来农村体验生活搜集素材。── 张爱玲在1950年7月曾参加上海第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所以对于当时中国文艺界的那一套话语也基本熟悉。最后,顾冈饥饿到只能到镇上去买来吃食偷偷充饥,而将农村抢粮的风潮作为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加入到了其电影剧本中;月香则一直挣扎于饥饿的生活中,因为丈夫卷入了抢粮风潮而家破人亡。
《秧歌》所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思考:土改到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如胡适所说,全书写的就是一个“饥饿”。不见繁华,平淡到令人悚然。《金锁记》中的张爱玲已经足够深刻(字面意思),《秧歌》则更见老辣。但另一个问题则是,张爱玲所接触到的“土改”到底是什么?
《赤地之恋》讲述的一个北京的知识青年所经历的土改,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其中的情节转换不乏戏剧性,但好歹也覆盖了当时的大事 ── 终究是有些勉强,而且张爱玲如此关心“国家“也是罕见。知识青年去了一个没有地主的村庄,土改中只好把富农拿来斗争;── 富农问题,据前面杨奎松老师的文章,基本上来自于苏联的经验和理论。── 然而其中提到的具体细节,却有点骇人听闻的感觉。
华东地区的土改情况复杂,近年有专门的学位论文论及。张爱玲当时在上海既然有参加会议,应该也有所耳闻。《赤地之恋》中写到两个上海妇女肆无忌惮的品评时事,令来到上海的知识青年闻之心惊;其中虽然不乏“阿拉上海人“的自傲,应该未必没有经验的底子。最后,《秧歌》和《赤地之恋》写成于香港,传言出自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新闻处(美新处)授意。对此,美新处人员表示“不是实情”。小说家言,自然并非实录。但小说家也是有着信息来源的。美新处也好,新华社也好,上海街头的口耳相传也好,东北农村的诉苦大会也好,都在同样的塑造着时人关于土改的印象。
顺便再说一句,在对当时美新社人士的采访中,他说,“这部小说(《赤地之恋》)具有高度创意”。基本上,我也同意他认为这本书不及《秧歌》。不管怎么样,写出这样的句子:“战俘们站在全世界注目的场所,侮辱了他们的仇敌,初次表现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意志”;我都觉得实在太失水准了。
最后,关于遣返战俘的问题,描写抗美援朝的著名(主要是我很早就读过~)《黑雪》、《汉江血》、《黑雨》三部曲中所记,跟《赤地之恋》中的记述刚好相反。郭嘉到底是不是劝曹操杀掉刘备呢?这个,《三国志》中就有两说。
这就是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