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上，是谓闲气。敬请忽略。

《秧歌》和《赤地之恋》两本书，都是张爱玲1954年在香港所作。《秧歌》（Gdoc有全文，嗯。）一书专写土改，《赤地之恋》则从土改写到三反五反，再写到抗美援朝。前者简练干净，胡适评之为专写“饿“一字；后者则写到其擅长的儿女情事，加之框架复杂，── 所以以下主要写《秧歌》，间及《赤地之恋》。

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运动转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实际上此前，东北已经开始了对敌伪人员土地占有的清算。当年7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关于东北形势与任务决议》，决定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改。

关于1946-1947年的东北土改，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其中大部分内容实际都是在写“阶级”── 阶级的觉醒，阶级的发动，其中同时而来的还有各种新颖的词汇：“剥削”，“斗争”。
── 一位参加了山西土改的美国的杜威主义者曾经写到村妇们认为一个女人使唤其“相好的“帮她做事就算是“剥削”，这样的事大约并不罕见。现在的研究者多以为阶级情感尚需“发动”，也是值得怀疑的。不过我倒是认为这把各种感情都看作“自然“，也未必近真。如果“恋爱”都要谈，阶级情又怎么会自然而然的发生呢？总之都是建构罢 ── 但《暴风骤雨》一书所写到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却已经令人心惊了。
2007年是《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六十周年，央视”电影传奇”中曾经播出了“风雨元宝屯”（《暴风骤雨》的原型村庄）；另外还有一部名为“暴风骤雨”的纪录片（未公映），做了大量元宝屯老村民的口述，讲述的则是现在我们基本接受的另一种土改：流氓无产者，并不太坏与并不太富的地主，暴力，斗争。

实际上1947年东北土改中的“左倾”很快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此后华北地区的土改中，小地主的过关则相对容易（根据课堂某同学的口述）。但阶级情绪一旦发动，控制并不那么容易。尤其到了1950年，受到韩战，镇反等因素的影响，中共中央的土改方针又开始强调“放手“。杨奎松老师曾有专文论及土改，可参见。

张爱玲在《秧歌》中，巧妙的写到了两个非乡村人士的进入。一个是在上海做帮佣的月香，因为上海人也羡慕其家里分到了田地而决定辞工回家。一个是上海文联下派的电影编导顾冈，来农村体验生活搜集素材。── 张爱玲在1950年7月曾参加上海第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所以对于当时中国文艺界的那一套话语也基本熟悉。最后，顾冈饥饿到只能到镇上去买来吃食偷偷充饥，而将农村抢粮的风潮作为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加入到了其电影剧本中；月香则一直挣扎于饥饿的生活中，因为丈夫卷入了抢粮风潮而家破人亡。
《秧歌》所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思考：土改到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如胡适所说，全书写的就是一个“饥饿”。不见繁华，平淡到令人悚然。《金锁记》中的张爱玲已经足够深刻（字面意思），《秧歌》则更见老辣。但另一个问题则是，张爱玲所接触到的“土改”到底是什么？

《赤地之恋》讲述的一个北京的知识青年所经历的土改，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其中的情节转换不乏戏剧性，但好歹也覆盖了当时的大事 ── 终究是有些勉强，而且张爱玲如此关心“国家“也是罕见。知识青年去了一个没有地主的村庄，土改中只好把富农拿来斗争；── 富农问题，据前面杨奎松老师的文章，基本上来自于苏联的经验和理论。── 然而其中提到的具体细节，却有点骇人听闻的感觉。
华东地区的土改情况复杂，近年有专门的学位论文论及。张爱玲当时在上海既然有参加会议，应该也有所耳闻。《赤地之恋》中写到两个上海妇女肆无忌惮的品评时事，令来到上海的知识青年闻之心惊；其中虽然不乏“阿拉上海人“的自傲，应该未必没有经验的底子。最后，《秧歌》和《赤地之恋》写成于香港，传言出自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新闻处（美新处）授意。对此，美新处人员表示“不是实情”。小说家言，自然并非实录。但小说家也是有着信息来源的。美新处也好，新华社也好，上海街头的口耳相传也好，东北农村的诉苦大会也好，都在同样的塑造着时人关于土改的印象。

顺便再说一句，在对当时美新社人士的采访中，他说，“这部小说（《赤地之恋》）具有高度创意”。基本上，我也同意他认为这本书不及《秧歌》。不管怎么样，写出这样的句子：“战俘们站在全世界注目的场所，侮辱了他们的仇敌，初次表现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意志”；我都觉得实在太失水准了。

最后，关于遣返战俘的问题，描写抗美援朝的著名（主要是我很早就读过～）《黑雪》、《汉江血》、《黑雨》三部曲中所记，跟《赤地之恋》中的记述刚好相反。郭嘉到底是不是劝曹操杀掉刘备呢？这个，《三国志》中就有两说。
这就是历史。

在著名的恐龙三部曲中，索耶就以一个“回家”的意向，让我关于那恐龙文明史的阅读最后以遗憾结尾。而这本《计算中的上帝》，同样让我充满了沸腾的想象一口气阅读到最后，甚至那只深黑的上帝之手都没能冷却我的兴奋，直到最后的最后，我突然感觉全身冷掉：

他是说，他们强暴了上帝？？

一本喜欢的书最后却出现了你完全无法接受的叙述，这种失落简直就如同看到相爱的人们却无法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一般的强烈呀……（为什么我觉得我说出来这句话充满了幸灾乐祸的情绪呢……）

我突然便想到了傅斯年对顾颉刚的批评：

“我总觉得你这篇文里，与在《古史辨》上颇犯一种毛病，即是凡事好为之找一实地的根据，……如必为一事找他的理性的，事实的根据，每如刻舟求剑，舟已行矣，而剑不行，凿矣。”

上帝到底是什么？在地球人这里（索耶大人所描述的地球人），上帝是宗教，是信仰，是一些人的神，是一些人的鸦片。在弗林那人那里，上帝是创世，是万物的秩序和原因，是最高秩序。在吕特人那里，上帝是美，是直觉，是毕生去沟通和理解的另一方。

这时候我几乎要相信心同理同。我几乎可以看到索耶以极大的包容心述说了一些人类的根本需求：我们希望这个世界是可以理解的，可被感知的，甚至，是温润的。直到上帝要去干预另一些邪恶的生物，直到他们真的找到了“上帝”，并且通过这个上帝创造了一些新的存在，或许是另一个上帝。

索耶说，上帝是程序员。最终，他仍然需要上帝是有所作为的，有所承担的，甚至是可见的（他需要看到那冒烟的枪口）。最终他仍然只是一个他所描绘的地球人。章太炎说，“宣教师者，皆以造物为人格之神。”在他做出了那么多努力之后，我仍然难过的发现我们还是站在河的两岸。抱歉，我没法接受这样一个上帝。

在《姑获鸟之夏》里面，京极堂给出了与其中非常类似的创世论证据。为什么宇宙如此微妙，为什么一切都指向了人的出现。他说，这只说明一件事，那就是，观察者是人类。（量子力学意义上的观察者）

我曾经嘲笑日系推理对于“挑战读者”的爱好把一些元素玩到了变态的极致（比如密室），但正是这样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一些推理小说的基本预设有着什么样的界限，并因此构成了与西方古典推理不同的追求。……当新儒家不假思索的接受着科学、民主等词汇的时候，我却在推理小说的作家这里看到了对“心”“物”的根本思索，真是讽刺啊。

——扯远了。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渺焉，乃混然中处。”同样是一个可生的世界，到底还是张子的描述，让我觉得更亲切一些。我们只是其中一个渺小的存在，如果真的有一个最高存在，一个终极秩序，我们也只能……只能怎么样呢？至少我们不能规定他是什么样的，他有什么样的逻辑和什么样的呈现。

最终我想说的仍然是理解。
理解是我获得世界秩序的一种方式。

我对我所没能做到的一切表示抱歉。

“自从太平天国灭亡，劫后南京一直未曾恢复昔日的美丽。历次重建似乎只是庸俗艺匠对于古本的临摹，经过一再临摹之后，原作的光辉渐渐消失，留下的只是俗不可耐的赝品。”

这位教育部长还写道：

“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以后，一种新精神随之诞生──一种改革和建设的精神。大家要拿现代科学来复兴往昔的艺术。在这疮痍满目的废墟上，一座柏油马路四通八达的现代城市建立起来了。”

确实，除了从门口偷偷扔进来的小广告，六朝风月，在这个城市是看不到的。倒是前朝的气息随处可见。每天从中山南路到中山东路；二档所在地是国民政府，图书馆的对面是总统府；还有那条无比民国的新模范马路。

我们习惯叫二档，当地人却似乎都叫“二史馆”。一则强调其有“档“，一则仅见其“史”，关注是不同的。传说查档的麻烦，倒也似乎还好；看门人还很热情。现在能看的包括：国民政府档，行政院档，中央大学档，中央研究院档，等等。都是胶片或照片。去之前上网查一下或者打个电话就好。带上介绍信和身份证，每天8点，10点，14点提三次，提档不要钱，嗯。

刚好还遇到cm同学。中午一起觅食。某日觅到一家苏北小饭馆，坐到一个堆满了米面口袋的小房间吃盒饭。这，大概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到这么粮食。

后来还摸去了南京图书馆，很大，办证方便，灯光明亮，人不多。有专门的民国书刊阅览室，大部大部的影印书刊都是开架阅览，闭架书提得也很快。除了没有无线网络之外（其实是有的，但是只能连上图书馆主页而且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书籍目录…），其他都比敝校好很多啦。

图书馆旁边有金陵图书馆和美术馆，中午还可以去旁边的家乐福买了大罐酸奶喝。晒着南京的稀薄的太阳和飕飕的小风。

上个周末，找到了著名的金陵刻经处。关闭，仅见一门。

这个周末，本来想去鸡鸣寺，结果先到了古生物博物馆，旁边则是中研院旧址，从博物馆这边可以进去，看到了李四光故居，以及史语所旧址。

缘分呐。
快十年前来南京住在白下路，去年夏天来南京也住在白下路，现在么，离白下路也就那么几步路。还是缘分。

然后，被震惊了。

如果你很喜欢林黛玉，怎么样才能让林黛玉和贾宝玉幸福地（注意这个状语）生活在一起呢？

这位牛人的做法是：

先让林黛玉复活。。

然后让林黛玉在复活过程中性情大变，待人宽厚，善于持家。。

然后把薛宝钗弄死。。

基本上，也就是说，让林黛玉变成薛宝钗，然后把薛宝钗弄死，over.

作者还干了一件很牛的事情，就是把晴雯给复活了，再去羞辱了袭人一番。

我一向不喜欢林黛玉，尤其不喜欢晴雯，可是我想，作者究竟是喜欢谁呢？

如果他喜欢贾宝玉，他没有必要去羞辱袭人不是？

如果他喜欢林黛玉……他真的喜欢林黛玉么？

刹那间我想起了子曾经曰过，惟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

五年前曾经读了《浮生六记》。但因为之前已经去过沧浪亭，而后面附的《影梅庵忆语》又让我大生冒襄的气，导致这本民国间被捧得无比高的小书，在我脑海中也只留下了沧浪亭和卤凤爪。

——有意思的是，却是那篇回忆到芸娘一般初恋的吴冠中的文章，让我喜欢上了吴冠中。人世间的机缘，真是不可说。

前几日又看一遍，又被震惊了。

为什么明明是写自己的太太，却是仿佛在写青楼女子呢？

这个想法一冒出来，我便批评自己，年纪轻轻，怎么道学气如此重，不好，不好。

可是看完全书，我仍然觉得，香艳有余，轻薄有余，呃，木有什么不足……俞平伯都说了，“他是个习幕经商的人，不是什么斯文举子”。

虽然意在表彰，但儒林文苑之分，仍隐隐可见吧。

看俞平伯等人之表彰此书，多在于所谓“人的觉醒”，甚或借此批判家族制度，醉翁之意，也不过借他人的酒杯而已。

虽说要顾惜古人，虽说文需风流，但作为一个未婚女人，我首先想的只是，我才不要做沈复的老婆。

难怪要讲夫妇大伦，情字虽好，却太容易讲偏。

所谓情深不寿，也是因为深而不正吧。

上周小黑结婚，引起了我们关于为什么要结婚的讨论。

在这个时代，当同居和无后都不是什么问题的时候，总要有些比性和情更多的东西，才需要结婚吧。

这真是一篇没有专业水准的文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