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风大作。

最近常常被地方行政区划的改变搞得很郁闷。比如莆田地区，原名闽侯专区，后来改名字为莆田地区，最后成为莆田市；档案馆则是由专区档案馆至地区档案馆最后成为市档案馆。然后还有一个莆田县，最后成为了莆田县的某区；其“民国档案”移交到了市档案馆——可是其档案的分类并不是纯然按年代分，而是“民国档案”、“革命史档案”云云。也许其中革命史档案并未过去，因为那样的话就可以说“1949年以前”的档案——不过也仅仅推理而已。

另一位同学更加的郁闷。眼瞅着阜阳地区里面市啊县啊区的纷纷合合，档案怎么移动全然不知。理论上，公务员总是不会被辞退的，机构总是很难被精简的，档案也总是被保存着的，可是到底在哪里，估计只有去了以后才知道了。

忍不住抱怨了一下地方志的人，转念一想，真要做的人不如就去一趟吧。现代交通方便如此，“只有去了以后才知道”也不是什么大事。想到这里，如果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不如就去一趟”的时候，谁又愿意留在“地方”上呢？

据说一位同学曾经拒绝了中大的offer，接受了首师大。问其原因，答曰：中大是地方大学。

30年代，任鸿隽出任川大校长时，川人都欣喜于川人治川的实现，却不知任鸿隽的父亲生前却是“吾日不思返浙江原籍”——更重要的是，任鸿隽自己“乡土观念较轻”，“以为吾中国人自命为中国人足矣，于此中复自画为某省某县人，有何意义”。——人家本来就不曾自认川籍，还没有乡土观念，多情的川人真是，惨惨惨！

30年代时，构成“国家”的传媒、交通等因素已基本形成——虽然出川的第一条铁路大概应该是52年的宝成线吧；加上我们本来就有“天下”，不假外求。近代以来慢慢隐退的，应该不只是“乡村”，也还有“乡土”吧。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地方自治”到底是在做什么？五老七贤又是在成都做什么呢？

• 法门寺

2003年实习时，一个降温的雨天，我们来到了法门寺。确切的说，那时候只有一个法门寺博物馆，外表毫不出奇，里面的宝藏却令人惊讶。

2010年，直到我买了昂贵的门票，我才想起来给舫长发了一条短信：我们是不是到过法门寺啊？
舫长说，对，你还买了一只羊。
多么令人惊讶的记忆力哟～

法门寺豪华堪比人民大会堂，也难怪我没有认出来。

走过了一千米的佛光大道，才知道要去法门寺博物馆，要在中间的小吃街穿过去。
走过去以后突然就回到了七年前，博物馆的样子一点没有改变。只是现在他们只是景区的一部分，不单独卖票。
也好，这样比较安静。专门又到以前照相的地方照了张相，想起了当时带队的王老师。

密宗这种东西，百度了一把也弄不懂。只是记得，法门寺的住持，在文革期间自焚以保全地宫的宝藏。

• 秦岭之一

西安是个好地方，除了很多好吃的东西之外，另一大优点就是有很多山。
仁者乐山，嗯。

走上著名的国道108，向着丰峪口方向，到达鸡窝子村。村后面就是一座山，大抵属于秦岭的一部分。

山上有一个尼姑庵，里面的婆婆很好心的提醒我们带的水够不够，可以在她那里加水。
还有一窝刚出生不久的小猫。

其实西安当地的很多户外俱乐部早已留下路标，各种登山爱好者也会留下有人行走的痕迹（路上还见到两位中年人专门拿着垃圾袋拾垃圾，很感动），所以路不难找。当地人会告诉你山上的基本线路──大概就是见溪就过。

再往上走溪水渐少，山势也稍微陡峭。大抵控制节奏，一步一步慢慢来，也就看到天空渐渐的进了。
最后，传说中的高山草甸就此出现！

脚下是一片一片的野花。

由于山上有溪流，下山的路稍微湿滑，但也并不难走。一直沿着小路走向国道，再顺着国道走上个两公里，就回到了村里。有西瓜和虹鳟鱼。
关于西安怎么会有虹鳟鱼这件事，我们询问了一下老板。老板说，这里本是不出产虹鳟鱼的，现在也只有几家种。村里的人开了农家乐，他们都是去那两家鱼塘里买，所以赚不到钱。
那么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养鳟鱼呢？老板说，那东西不好养啊。
再问了问养鱼的时间，大概是在两年前。
我脑海里突然出现一个故事：举国欢庆的奥运会开幕了，虽然只是有亲戚在密云，鸡窝子村的老J还是兴高采烈的去了北京。结果他没看上奥运，却发现北京城里人都开着车跑到密云来吃鳟鱼。于是奥运会结束，鳟鱼也来到了西安，并且进一步带动了当地农家乐的发展。
世界真的越来越相似，在北京的时候爬山吃鳟鱼，在西安，还是爬山吃鳟鱼。

下山时看到很多单车爱好者使劲的蹬车，回来才知道，秦岭在当地可登的最高峰，就在上面，再上面一点点…
多少恨！

• 西安植物园

自从去过深圳以后，我对各个地方的植物园开始大感兴趣。可惜事实证明，北京和深圳的植物园真的是特例。虽然植物园好歹会比公园好一些。

西安植物园位於师大附近，但似乎也没有太多特色植物──也可能是季节的原因。夏天，总是莲花荷花云云。
不过，错落的莲池中，似乎是有音韵的。

荷花，也总要有点凋落才算美。

稍微有雨。突然想起琼瑶阿姨描述的一位书生谈恋爱，最后能想到的去处就是植物园。
真的很安静。

八月在北京还能赶上一点夏天的尾巴，西安却已入初秋。向日葵都榭了，只有这种灿烂的小黄花。

• 韩城

有幸去了韩城，有幸见到了一帮华南大佬，有幸看到各种太史公墓；祠堂、祖坟，在山上的，在田里的，县令修建的，村里的司马迁研究小组修建的…

当地庙宇甚多，木雕尤其繁复。

韩城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曾被称为“小北京”。但是实际上“城市”非常的小。在城北的赳赳寨塔可以眺望整个老城。

这一片地域临近黄河，很多村子都有黄河滩地。这大概也是我第一次正经的观察黄河：

滩子村里拿烟杆的老人。大家都觉得他拿烟杆的样子很有范儿，他也乐呵呵的摆好了造型给我们拍照。

一些庙里，还保存着精美的壁画。

某姓家庙，建筑已经破落，但那赫兮喧兮的威仪仍能感受到。

乡间的孩子，穿着时髦的衣服。

党家村是韩城附近一个富裕村落。据说当地的生意是依靠水路，主要做木材一类的“河南生意”，直到京汉铁路建成以后，他们的生意才渐渐的衰落下去。

有一只小猫，怯怯的探出头来。

那传说中鲤鱼跳龙门的地方，在陕西和山西的交界处。黄河涨水了。

• 合肥

路过合肥，住了一晚上。早上赶去参观了李鸿章故居。
整个院落很大很新，收集了部分李鸿章的字。

• 无锡

到无锡想到的第一个姓氏是什么呢？当然是“钱”──钱穆，钱基博，钱钟书，钱伟长…但我们能看到的却全是“荣”。就是那户巨有钱的“荣”家。实际上在到无锡之前，我都以为荣家是上海的呢。

早起去看东林书院。

东林书院本为寺庙，后由何姓富商修葺，成为了东林党人（发现了一份有趣的名录）聚会的地方。今日，书院中有一个办公室在修何姓族谱，还有教小孩子琴棋书画的地方。老人们悠闲的交谈；早晨游人尚不多呢。
这就是我喜欢江苏的原因。
传统，就应该是不断的。

无锡市内其他的景点包括：

新街巷30-1号的钱钟书故居。
学前路152号的薛福成故居。（钦使第兼具中西，至少一个小时才能看完。）
睦荣坊巷的无锡县学旧址。（其中有很多碑刻，尤其是”工商业史“的材料。当地有整理出版。）
路上还看到一个无锡高等师范学校，不知道和当年的国学专修学校有无关系。

午后去了太湖鼋头渚。话说，我对于大片水域的兴趣一向不大…

总要有点界限吧，要不然我们怎么去突破界限呢？
费里尼说，为了能逾越常规，我需要很严格的秩序。

再往东，就是上海啦。

从一本短篇小说集开始阅读张爱玲，始终也没有太喜欢。主要是在我喜欢上她之前就发现了其大红──而我又偏有反骨，恶读旁人之皆读。── 这样的书，一读便会平添许多闲气，譬如偶然读过《小团圆》。喜欢她的人往往会学得一脸透彻，殊不知这种透彻倒会让我想到亦舒信徒；不喜欢的人则不惮于溯自早年去寻找其“性格缺陷“。其实所谓“性格缺陷”，无非是说一个女人喜欢上了胡兰成这样的男人偏还没能终老只好在美国苦渡余生，我倒不明白这有什么“缺陷”好找。君不见某些“清明聪慧的女子”，算尽机关“经营”来“经营”去，也不过赔了夫人又折兵。

── 以上，是谓闲气。敬请忽略。

《秧歌》和《赤地之恋》两本书，都是张爱玲1954年在香港所作。《秧歌》（Gdoc有全文，嗯。）一书专写土改，《赤地之恋》则从土改写到三反五反，再写到抗美援朝。前者简练干净，胡适评之为专写“饿“一字；后者则写到其擅长的儿女情事，加之框架复杂，── 所以以下主要写《秧歌》，间及《赤地之恋》。

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运动转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实际上此前，东北已经开始了对敌伪人员土地占有的清算。当年7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关于东北形势与任务决议》，决定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改。

关于1946-1947年的东北土改，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其中大部分内容实际都是在写“阶级”── 阶级的觉醒，阶级的发动，其中同时而来的还有各种新颖的词汇：“剥削”，“斗争”。
── 一位参加了山西土改的美国的杜威主义者曾经写到村妇们认为一个女人使唤其“相好的“帮她做事就算是“剥削”，这样的事大约并不罕见。现在的研究者多以为阶级情感尚需“发动”，也是值得怀疑的。不过我倒是认为这把各种感情都看作“自然“，也未必近真。如果“恋爱”都要谈，阶级情又怎么会自然而然的发生呢？总之都是建构罢 ── 但《暴风骤雨》一书所写到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却已经令人心惊了。
2007年是《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六十周年，央视”电影传奇”中曾经播出了“风雨元宝屯”（《暴风骤雨》的原型村庄）；另外还有一部名为“暴风骤雨”的纪录片（未公映），做了大量元宝屯老村民的口述，讲述的则是现在我们基本接受的另一种土改：流氓无产者，并不太坏与并不太富的地主，暴力，斗争。

实际上1947年东北土改中的“左倾”很快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此后华北地区的土改中，小地主的过关则相对容易（根据课堂某同学的口述）。但阶级情绪一旦发动，控制并不那么容易。尤其到了1950年，受到韩战，镇反等因素的影响，中共中央的土改方针又开始强调“放手“。杨奎松老师曾有专文论及土改，可参见。

张爱玲在《秧歌》中，巧妙的写到了两个非乡村人士的进入。一个是在上海做帮佣的月香，因为上海人也羡慕其家里分到了田地而决定辞工回家。一个是上海文联下派的电影编导顾冈，来农村体验生活搜集素材。── 张爱玲在1950年7月曾参加上海第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所以对于当时中国文艺界的那一套话语也基本熟悉。最后，顾冈饥饿到只能到镇上去买来吃食偷偷充饥，而将农村抢粮的风潮作为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加入到了其电影剧本中；月香则一直挣扎于饥饿的生活中，因为丈夫卷入了抢粮风潮而家破人亡。
《秧歌》所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思考：土改到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如胡适所说，全书写的就是一个“饥饿”。不见繁华，平淡到令人悚然。《金锁记》中的张爱玲已经足够深刻（字面意思），《秧歌》则更见老辣。但另一个问题则是，张爱玲所接触到的“土改”到底是什么？

《赤地之恋》讲述的一个北京的知识青年所经历的土改，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其中的情节转换不乏戏剧性，但好歹也覆盖了当时的大事 ── 终究是有些勉强，而且张爱玲如此关心“国家“也是罕见。知识青年去了一个没有地主的村庄，土改中只好把富农拿来斗争；── 富农问题，据前面杨奎松老师的文章，基本上来自于苏联的经验和理论。── 然而其中提到的具体细节，却有点骇人听闻的感觉。
华东地区的土改情况复杂，近年有专门的学位论文论及。张爱玲当时在上海既然有参加会议，应该也有所耳闻。《赤地之恋》中写到两个上海妇女肆无忌惮的品评时事，令来到上海的知识青年闻之心惊；其中虽然不乏“阿拉上海人“的自傲，应该未必没有经验的底子。最后，《秧歌》和《赤地之恋》写成于香港，传言出自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新闻处（美新处）授意。对此，美新处人员表示“不是实情”。小说家言，自然并非实录。但小说家也是有着信息来源的。美新处也好，新华社也好，上海街头的口耳相传也好，东北农村的诉苦大会也好，都在同样的塑造着时人关于土改的印象。

顺便再说一句，在对当时美新社人士的采访中，他说，“这部小说（《赤地之恋》）具有高度创意”。基本上，我也同意他认为这本书不及《秧歌》。不管怎么样，写出这样的句子：“战俘们站在全世界注目的场所，侮辱了他们的仇敌，初次表现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意志”；我都觉得实在太失水准了。

最后，关于遣返战俘的问题，描写抗美援朝的著名（主要是我很早就读过～）《黑雪》、《汉江血》、《黑雨》三部曲中所记，跟《赤地之恋》中的记述刚好相反。郭嘉到底是不是劝曹操杀掉刘备呢？这个，《三国志》中就有两说。
这就是历史。

第一次听说蔚县，是在2008年，一个喜欢旅游的朋友给我看了当地打树花的图片，当时便惊艳了。

于是开始计划，那么，明年元宵节就去蔚县吧，反正离张家口也不远。

结果那年元宵节竟然还难得的可以呆在家里，只好叹造化弄人了~

不过一年，想做的事情就做到了。丁丁说，得之我幸不得我命，难道命就应该是否定意味的么。信焉。

早上从北京出发好像是有小雪的。到蔚县县城，一问，酒店竟然大多客满。这个，豆瓣上都有好几个去蔚县的活动了呢。豆瓣威武。

找好地方，开始往古城溜，越旧越破越好，嗯。注意，开过古城墙这个小车，是三轮车……

好像，没人的村庄，也没什么好看的。还是去田野吧。那黑色的痕迹，是火烧过的，很好看。

旁边还有小树林，有点忧伤哟~

来一个近景。

小树林。小草地。小文艺。小忧伤。这一词语果然是一家眷属的~

瓶子先生看不下去了，于是也加入了小忧伤的队伍~

农民伯伯默默的想，这群四体不勤的人……

旁边是水库，有人在冰上捕鱼。远远看去，竟如不动一般。

很矮很矮的土墙，很高很高的天空。

打树花的场地是在暖泉镇。在田埂上我们就默默的看着那一个一个京牌照的车开过去……开过去……

一分钟，不止十辆吧。

到镇里一看，果然，熙熙攘攘，来来往往，脸上写的全是文艺二字。具体包括：冲锋衣，登山鞋，背包，单反……

一些房子的木雕，还是很好看的。

这堵墙很象画框，不断有人走进。

一位即将参加社火的村民。

两个被装扮起来的小孩。

当你身边随时会听到三、四个单反性感的声音，谁还会想拍照片呢？

“什么旋律唱四百遍还能唱得有感情？”

打树花很好看，可是，就让那些三脚架GG们去拍吧，我们只管看和欢呼。

这是蔚县首次举办树花晚会，有门票，有主持人。

据说，重庆也有打铁水，大致与蔚县把铁水泼到城门相似，可是，在重庆，是把铁水泼到人身上哟~

很彪悍吧。

第二天懒懒的起来，看县城里的社火表演。

倒是身边的各种小贩，好像有点童年的回忆。

还有卖红薯的大叔。

回家走国道，天气阴沉，车很少。

结果，回来的路上遇到元宵节的大雪，一路上看着翻的车，基本上都是北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