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风大作。

当可怜的小匹普得到命运的眷顾终于得到了一份远大前程，他的监护人，伦敦著名的律师贾格斯先生冷笑着说：

“我早就告诉过你，你的费用会大起来的。现在怎么样，你要多少钱？”
我说我不知道要多少钱。
“说吧！”贾格斯先生紧逼道，“要多少？五十镑行吗？”
“哦，用不着那么多。”
“五镑怎么样？”贾格斯先生说道。
这真是从天上掉到了地下，我被弄得狼狈不堪。“哦，要比五镑多些！”我只得说道。

贾格斯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伦敦最著名的律师，其中一个原因（除了爱洗手之外）就在于大部分人（包括我）都是在五镑和五十镑之间跳来跳去。
很好，很不好，很好，很不好……活脱脱一个扯着花瓣的纯情少年啊。

GX同学热爱提出各种逼问伦理极限的选择题，曾经让Hookah同学半夜三点激动得在锦江之星的大堂里上网。
后来看到一则禅宗故事，觉得很好，于是讲来作为回答。

有一位居士，在江边散步，看到一个船夫将沙滩上的渡舟推向江里，准备载客渡江。此时刚好有一位禅师路过，这个居士于是一个箭步向前，作礼请示道：
“请问禅师，刚才船夫将舟推入江时，将江滩上的螃蟹、虾、螺等压死不少，请问这是乘客的罪过？还是船夫的罪过？”
禅师没有考虑，就回答道：“既不是乘客的罪过，也不是船夫的罪过！”
居士非常不解，怀疑地问道：“两者都没有罪过，那么是谁的罪过呢？”
禅师两眼圆睁，大声道：“是你的罪过！”

可是GX同学还是不满意：
“如果压死的不是虾兵蟹将，而是你的儿子呢？”
“如果不是开船和虾蟹这样无足轻重的事，而是脱轨的火车和小孩呢？”

#当时我给出的答案是：
#这样问题的预设就在于，儿子，从原则上来说是一个人；火车上的人，从原则上来说是很多人；那么到底应该为了一个人牺牲很多人，还是拯救一个人牺牲很多人？
#但是，儿子就是那一个人，一个正常的父亲应该只想着如何把儿子救下来而非面临什么道德困境。这种事情是没法抽象的。
#但是，今天我的想法是：

好吧，最极端的例子莫过于，作为钢铁侠的你必须把火车推到河里去才能拯救你的小孩，你推还是不推。
其实，你推了，会满心愧疚一辈子（如果不用承担法律责任的话）；你不推，也会满心愧疚一辈子。人总是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的。难道有一种解决方案，可以让你做了以后什么也不用付出然后幸福快乐的渡过余生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世界上，作为一个正常人（这里钢铁侠不过是肌肉男而已，其他都是正常人），这一辈子中从来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突然发现在HUNTER X HUNTER中也有这样的场景。
在猎人考试中，老婆婆凶恶的问：母亲和妻子落水了，到底救谁？倒数十秒必须回答！
狮子座的雷欧里欧拿起棍子就开打：这是什么混账问题这种问题怎么可能有正确答案用这种问题作为考试内容的猎人考试根本就是有问题嘛……（此处省略十秒钟内容）
酷拉皮卡拉住他：你难道想打掉这来之不易的通过么？
不错，答案就是，沉默。

传说有人问某位老师，如果你的朋友（i.e 在道德上信得过的人）在文革中揭发过别人，你会指责他么？
他说，我会沉默。
原则一：朋友之间应该责善。
原则二：不应该苛求经历过那样“史无前例”的人。
可是我将沉默得毫无纠结。有的事情就是那样发生了。原则在当时没有发生作用，此后也不会发生作用。
据说，柳某公子文革后跟旧友重逢，毫不谈及半生的浮沉，只讲一个甲子前的古人。

好，或者坏，原则总是很容易被制定出来。可是原则又有哪一次被分毫不差心无忐忑的使用过呢？
老师讲，这个世界上可能根本没有好人和坏人，有的只是一些犯了很多错误的好人和一些怀有善良愿望的坏人。
这么说来人性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吧。

可是hunter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小刚同学（注意我对他的预设正是射手座）固执的问，到底该救谁呢？
远处考官婆婆带上了微笑：
虽然没有答案，可是要随时将自己放在那样最危险的境地……
然后呢，然后才会努力的去培养自己的念能力！

然后才有这让人心旌摇动的爱情啊~

从一本短篇小说集开始阅读张爱玲，始终也没有太喜欢。主要是在我喜欢上她之前就发现了其大红──而我又偏有反骨，恶读旁人之皆读。── 这样的书，一读便会平添许多闲气，譬如偶然读过《小团圆》。喜欢她的人往往会学得一脸透彻，殊不知这种透彻倒会让我想到亦舒信徒；不喜欢的人则不惮于溯自早年去寻找其“性格缺陷“。其实所谓“性格缺陷”，无非是说一个女人喜欢上了胡兰成这样的男人偏还没能终老只好在美国苦渡余生，我倒不明白这有什么“缺陷”好找。君不见某些“清明聪慧的女子”，算尽机关“经营”来“经营”去，也不过赔了夫人又折兵。

── 以上，是谓闲气。敬请忽略。

《秧歌》和《赤地之恋》两本书，都是张爱玲1954年在香港所作。《秧歌》（Gdoc有全文，嗯。）一书专写土改，《赤地之恋》则从土改写到三反五反，再写到抗美援朝。前者简练干净，胡适评之为专写“饿“一字；后者则写到其擅长的儿女情事，加之框架复杂，── 所以以下主要写《秧歌》，间及《赤地之恋》。

1946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将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运动转变为实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实际上此前，东北已经开始了对敌伪人员土地占有的清算。当年7月，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关于东北形势与任务决议》，决定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改。

关于1946-1947年的东北土改，有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其中大部分内容实际都是在写“阶级”── 阶级的觉醒，阶级的发动，其中同时而来的还有各种新颖的词汇：“剥削”，“斗争”。
── 一位参加了山西土改的美国的杜威主义者曾经写到村妇们认为一个女人使唤其“相好的“帮她做事就算是“剥削”，这样的事大约并不罕见。现在的研究者多以为阶级情感尚需“发动”，也是值得怀疑的。不过我倒是认为这把各种感情都看作“自然“，也未必近真。如果“恋爱”都要谈，阶级情又怎么会自然而然的发生呢？总之都是建构罢 ── 但《暴风骤雨》一书所写到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却已经令人心惊了。
2007年是《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六十周年，央视”电影传奇”中曾经播出了“风雨元宝屯”（《暴风骤雨》的原型村庄）；另外还有一部名为“暴风骤雨”的纪录片（未公映），做了大量元宝屯老村民的口述，讲述的则是现在我们基本接受的另一种土改：流氓无产者，并不太坏与并不太富的地主，暴力，斗争。

实际上1947年东北土改中的“左倾”很快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此后华北地区的土改中，小地主的过关则相对容易（根据课堂某同学的口述）。但阶级情绪一旦发动，控制并不那么容易。尤其到了1950年，受到韩战，镇反等因素的影响，中共中央的土改方针又开始强调“放手“。杨奎松老师曾有专文论及土改，可参见。

张爱玲在《秧歌》中，巧妙的写到了两个非乡村人士的进入。一个是在上海做帮佣的月香，因为上海人也羡慕其家里分到了田地而决定辞工回家。一个是上海文联下派的电影编导顾冈，来农村体验生活搜集素材。── 张爱玲在1950年7月曾参加上海第一届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所以对于当时中国文艺界的那一套话语也基本熟悉。最后，顾冈饥饿到只能到镇上去买来吃食偷偷充饥，而将农村抢粮的风潮作为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加入到了其电影剧本中；月香则一直挣扎于饥饿的生活中，因为丈夫卷入了抢粮风潮而家破人亡。
《秧歌》所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思考：土改到底给农民带来了什么。如胡适所说，全书写的就是一个“饥饿”。不见繁华，平淡到令人悚然。《金锁记》中的张爱玲已经足够深刻（字面意思），《秧歌》则更见老辣。但另一个问题则是，张爱玲所接触到的“土改”到底是什么？

《赤地之恋》讲述的一个北京的知识青年所经历的土改，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其中的情节转换不乏戏剧性，但好歹也覆盖了当时的大事 ── 终究是有些勉强，而且张爱玲如此关心“国家“也是罕见。知识青年去了一个没有地主的村庄，土改中只好把富农拿来斗争；── 富农问题，据前面杨奎松老师的文章，基本上来自于苏联的经验和理论。── 然而其中提到的具体细节，却有点骇人听闻的感觉。
华东地区的土改情况复杂，近年有专门的学位论文论及。张爱玲当时在上海既然有参加会议，应该也有所耳闻。《赤地之恋》中写到两个上海妇女肆无忌惮的品评时事，令来到上海的知识青年闻之心惊；其中虽然不乏“阿拉上海人“的自傲，应该未必没有经验的底子。最后，《秧歌》和《赤地之恋》写成于香港，传言出自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新闻处（美新处）授意。对此，美新处人员表示“不是实情”。小说家言，自然并非实录。但小说家也是有着信息来源的。美新处也好，新华社也好，上海街头的口耳相传也好，东北农村的诉苦大会也好，都在同样的塑造着时人关于土改的印象。

顺便再说一句，在对当时美新社人士的采访中，他说，“这部小说（《赤地之恋》）具有高度创意”。基本上，我也同意他认为这本书不及《秧歌》。不管怎么样，写出这样的句子：“战俘们站在全世界注目的场所，侮辱了他们的仇敌，初次表现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意志”；我都觉得实在太失水准了。

最后，关于遣返战俘的问题，描写抗美援朝的著名（主要是我很早就读过～）《黑雪》、《汉江血》、《黑雨》三部曲中所记，跟《赤地之恋》中的记述刚好相反。郭嘉到底是不是劝曹操杀掉刘备呢？这个，《三国志》中就有两说。
这就是历史。